一、新时代的旅游人才必须是国家需要、时代呼唤的，也应当为行业认可的

旅游人才必须是国家需要的和时代呼唤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都离不开善于思考并勇于作为的国士，比如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管仲、变法强国的商鞅和王安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１９４０年以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仁人志士。任何一个产业的成长和进步，都需要变革创新的企业家，比如松下幸之助、盖茨、马斯克、张瑞敏、任正非、曹德旺等。任何一个学科的繁荣和进步，都需要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历史意识和专业能力的思想者和理论家，如孙冶方、陈准、杨小凯等经济学家和“两弹一星”功勋。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也是时代发展的推动者。

旅游人才固然有其专业性，但是不能因此而过于强调学科背景和工作岗位的特殊性。所有愿意为了人民的旅游权利，为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而奋斗者，都是时代呼唤、国家需要的旅游人才。这次年会期间发布的《中国旅游人才发展报告（１９４９－２０２１）》有个“两个多数”的研究结论：近年来高校培养的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毕业生大多数都去了旅游以外的领域就业，旅游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特别是创业创新人才则大多数来自其它专业，比如携程、去哪儿、马蜂窝、七天、途家的创始人多有计算机学科或者商科的背景。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是由价格决定的，价格的背后是供求关系。从国际酒店集团前１００名的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来看，也是商科居多，其中酒店管理名校毕业生占了三成，与国内相比，已经很高了。从旅游行政部门的管理者或者公务员的专业背景来看，所谓科班出身者就更少了。随着就业观念的变化，自由职业和灵活就业越来越成为包括旅游管理在内的高校毕业生的新选择，包括网络主播、自媒体、文案写手、快递、外卖、群众演员，灵活就业者已经达到２亿人。

旅游人才必须是服务行业，也为行业所认可的。旅游人才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外延是动态演化的。能够戴个帽子当然好，那是体制或者同行的认可，假如戴不了帽子，但是行业认可了，也一样是人才，将来历史会记住的。盛世王朝需要雄图大业的君王，需要开疆拓土的将帅和保境安民的官员，也需要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１］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都不能简单地把旅游人才与学历和职称挂钩，更不能只将博士、教授当作人才，那些从市场中拼杀出来的企业家，为旅游业创造价值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就不是人才？没有这个道理嘛！旅游强国、中国服务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企业家、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一线的大国工匠。现在的问题是，教育、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门搭建了很多平台，培养了大批学术名家，可是除了圈子里的热闹，又回应了多少旅游产业实践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并获得了行业的真正认可呢？如果高端人才一直在“基金申请和论文发表”中打转转，出了再多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又如何？也许是时候对奉若神明的“影响因子”认真审视了：我们每年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可是到底影响了谁？这是一个问题。

旅游人才还应当是自我驱动的，坐言起行并切实引领产业创新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的成长看上去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无不是理想牵引和价值驱动的天选之才。正如爱因斯坦所观察到的那样：几乎所有与热的本性有关的基础工作都是由非专业的物理学家做的，他们仅仅把物理学家看成自己的一大爱好而不是生活的全部，比如多才多艺的苏格兰人布莱克、德国医生迈耶、美国冒险家伦福德，还有英国酿酒师焦耳，他在工作之余做了有关能量守恒的几个最重要的实验。［２］但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看，似乎又是必然，全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对异己的包容，天才学者的自我驱动，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戴帽子的大师、名师或许可以培养，但是那些开山立派的宗师又哪里是培养出来的啊！多数人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但是对于战略领军人才和历史托命之人而言，他们是因为相信而看见。他们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如同填海的精卫，如同逐日的夸父，倒下也是一片泽被后人的森林。

二、新时代的旅游人才需要专业培养，更需要实践锻炼，以及竞争与淘汰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旅游人才培育的主渠道，需要规模化的制式教育，也需要年轻人的自我修养。古代中国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特别是基于实验室的科学体系，为什么也能出那么多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创造璀璨的科技文明？虽然有这么多人才，工业革命却没有发源于中国？在众多的“李约瑟之迷”的解答中，我认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没有及时从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同时期的欧洲，至少经由１８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３］现代科学的进步，进而生产力的进步和市场主体的商业创新，越来越依赖科学家遵循严谨的科学方法、理论验证和生产实践加以实现的。严谨科学方法的显著特征就是把有关自然的假说和积累的经验“数学化”，并与严谨的实验检验相结合。［４］旅游人才的培养更离不开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相应的科技支撑平台，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也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以及实体化的理论和科学研究机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支撑平台。

如果将人才看作是人口基数的函数，那么拥有２８５０万直接就业人员的旅游业，不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系统性的职业发展计划，也会有百分之一的人成为各方面的领军人物和行业骨干，哪怕是千分之一，也是很可观的数字。这么想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说“刘项原来不读书”，或者历史上的不少状元终其一生也是籍籍无名，也可以列举更多的栋梁之才饱读圣贤之书，或者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同志们多是从事教育、科研和管理，或者将来要从事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在看到问题并努力改进的同时，更要有教育自信和科学自信。那些以小概率案例得出“博士有啥了不起，不读书也照样成才”的结论，要么是柠檬精附体，要么是无知无畏，或者说是一种轻佻的姿态。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人才培养空间是一座空气中氤氲着咖啡香的图书馆、一个绿茵茵的大操场，加一群白发先生和白衣少年。不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都要尽可能多地在图书馆停留些时光。不能只读教科书和期刊论文，要多读些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不能只在手机上刷短视频，要多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研究》，才能了解天下事。基础厚实了，眼界开拓了，知道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为谁服务，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力气，用不尽的才华。本届年会推出的《旅游人才培养“１０＋２”经典案例》《旅游人才培养“１５＋１”创新案例》《旅游人才需求“１０＋１”趋势展望》，无不响应了国家需要、时代呼唤和行业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够经得起旅游者的评价和从业者的审视，并为历史所记忆。

只有经过产业实践和市场竞争而胜出的旅游人才，方能不负时代不负旅，名至而实归。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综合性大学和职业院校，但是景区、度假区、国家公园、酒店、民宿、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平台都更是值得关注的社会大学和实践课堂。为落实“三定”规定的高层次新型人才培养任务，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持续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通过博士后工作站、重点实验室、专题研修班、会议论坛、行业咨询和专题授课，将教员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今年，我们还将结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的专题资助项目，在峨眉山风景名胜区设立“数字化旅游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实践教学培养行业所需的专门人才。对于真正的人才来说，不能总幻想着戴着学位帽子走出校园，等别人把舞台搭好，观众组织好，自己再范儿十足地出场。没那么回事！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间，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配角或者群众演员，而不是角儿。要想成角儿，就要在实践中摔打，就要与同龄人竞争，与自己较劲。这么多年来，每当自己被问及“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地熬夜，身体还这么好？”，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因为真实的答案有些残酷吧——身体不好的人早就被淘汰了。就像热带雨林，地球上最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也是对于空间竞争最激烈的地方，“高耸入云的巨树高达４０米，粗大的树枝四处伸展着抢夺阳光”。［５］自然界的生物和社会中的人一样，不经过脱胎换骨的蜕变，就不可能有枝繁叶茂的华盖。

旅游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得有理想，更得有化理想为现实的行动力。人才培养的方式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实践培养，总之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学习，而不仅仅是大脑的训练。为什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就得开始学着煮饭、烧菜、洗衣、照看弟弟妹妹，抓紧一切可能的时光看书学习，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想那么多为什么。反观我们的旅游人才培养，多是立志读万卷书，做大学问者，奔着立功、立言、立德去的。事实上，真正能够成名成家者又有几人，绝大多数还不是活成了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这没什么，只要我们尽力了，以所学所思所行助力旅游业品质提升和现代化转型，都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旅游人才。人尽其才，则天下皆才。

旅游领军人才需要宽松的环境和包容的心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平文说，“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清华大学强调“要为杰出人才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自主学习和研究”。［６］如果把杂草、杂树和杂质都去除了，只剩下横平竖直的人工林，哪怕我们再努力，收获的也可能只是平庸。一个想把什么都安排妥妥贴贴的父系思维，只能导致什么都要等待安排的婴儿思维。在一个演化的自然科学体系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要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解决问题也许只是数学演算或者反复实验的事情。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标志着科学的真进步。［７］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开创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历史托命之人”，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等领域“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造”，都需要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的包容，才可能让每个人在任何可能的方向自由地探索，进而提升整个社会人才与人力资源的比率。

说到包容与宽容，我想起在挪威国立美术馆看名画《呐喊》的感受来。伟大的作品是由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的，问题是峡湾城市奥斯陆可以容纳一个抑郁症患者或者精神病人蒙克，就像荷兰和法国可以包容梵高和高更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创作的高度取决于观众的数量和质量，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市场的厚度。现实呢？我们甚至很难容下一个盲人琴师阿炳，更不用说那些各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人。忌妒是人的天性，也许你们中间的最优秀者可以没有忌妒心，但是平凡如我辈者倒是常有的。问题是把如何把忌妒心化作前行和超越的动力，而不是拉高踩低、远交近攻的破坏力。这需要每个人的自我修养，也需要大环境的制度保障和小环境的机制保护。

三、新时代的旅游人才要到地方基层，到产业一线去，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旅游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旅游人才应当是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生活丰富多彩，经济有那么多产业，社会有那么多事业，旅游只是其中小小的组成部分。不是为了发论文和评职称，而是为了这个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好，才是人才该有的样子。１９岁就参与“曼哈顿工程”的核物理学家，和丈夫阳早一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奶牛养殖事业的农业科学家寒春，写下这样的句子：世界上的事，只要下定决心并用心去做，一定会变得有意思，并成为你的专业，我觉得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专业，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我的专业。［８］我的老家蚌埠位于淮河岸边，是一座中等发达城市，而不是典型的旅游城市。在研究“十四五”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时，我反复强调要着眼于３００多万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和休闲消费，建设公共文化项目和休闲基础设施，培育当地的旅游市场主体和创业创新者。当地的禾泉山庄和卫食园两个项目之所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其带头人和入选“旅游思想者”［９］的企业家一样，都是知行合一的专业人才。

到旅游产业第一线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经过基层的历练和实践的磨炼，才会有专业的尊严和学者的独立性。每年数以万计的旅游管理毕业生，不能总沿着“本科——硕士——博士——发表——基金——教授——博导——大师”这条路子无何止地走下去，也不能总想着从官员那里分些权力，从老板那里打些秋风，以便在同行面前做出高人一等的模样来。不能再内卷了，同志们！走出书斋和实验室，外面的天地很是广阔呢，除了写论文、评职称、做课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２０２２年，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艺术家驻村制度，对于乡村振兴和人才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这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能不能推出专业志愿者制度？我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到旅游教育第一线去，言高为师，身正为范。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十年间，一大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了中等师范学校，学成后充实到县乡中小学的教学第一线。现在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比升入高中再上大学的同龄人生活得更好，但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师资典范，是今天各行各业骨干人才的托举者。［１０］今天的教育投入远远高于过去，可是我们中间还会出《乡村女教师》的主角吗？现在越来越多的旅游院校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教员而不是毕业生有名，而教员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论文发得多而不是教书教得好而有名。不正常啊，同志们！

本次年会期间我们发布了旅游业急需人才的调研报告，其中就有“双师型人才”。不仅旅游教育，旅游科研和产业实践领域都需要类似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不是要艺术家、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或者反之，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人才，在旅游需求的牵引下聚集到同一个时空，面向旅游市场，面向基层一线，形成人才复合体。研究院今年出站的一名博士后，“双一流”高校的旅游管理博士，放弃几所院校和旅游集团的机会，而决定要去南方的某职业院校任教，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知道了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你们走向旅游教学第一线的身影，传道授业解惑的样子，真的很美啊！

到旅游科研的第一线去，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在学位论文开题或者基金申请时，青年学者经常被要求回答理论价值或者说科学问题是什么？结论往往是从文献特别是本领域的知名期刊和知名学者的论著中获得的。我从不反对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文献综述上下功夫，相反，这是科班训练的基本功，也是理论著述而非观点表达的分水岭。问题是我们现在只停留在理论对话这个层面，进一步地，只与知名学者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对话。事实上，好的理论是看它对世界的解释力，更好的理论是看对实践的指导性，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才能出大成果。现在有些社会科学的文献从现行的评价指标上看很厉害的样子，其实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贡献其实很有限。希望当代旅游学者，也是未来中国旅游发展理论和生产实践、管理实践的领军人才，既要与理论对话，也要与实践对话，通过与本土的实践对话更能够产出原创理论和伟大思想。不要把“学”与“术”分得那么开，尤其不能有“君子不器”的自我精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代表，都是如此，既与现有的理论（广义，不只是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对话，更与丰富多彩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对话。

很多高校将公开发表Ｃ刊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答辩或者是博士后出站的前置条件，虽然我对此一直就不认同，这相当于把学位授予权变相让渡给了期刊审稿人或者责任编辑，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现阶段必须接受的规则。既然是发表导向，青年学者就必须也只能按学校要求的八股文来写，但是心里要清楚：思想高于理论，理论高于学术。要谨防年纪轻轻的，正是理论创造力最为活跃的时候，即锁进了《肖申克的救赎》揭示的“体制化”：这些围墙很奇怪，刚来的时候，你会恨它，慢慢你就会习惯它，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你离不开它，那就是被体制化了。哪怕多年以后自由了，却因为无法适应高墙外的自由而郁郁离世，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不可以做什么，也不会有人指引他应该做什么。尽管是我一刷再刷的经典，每次看到这一段时还是不由自主地落泪而忧郁起来：这么年轻的面孔，连真正的自由都没有尝试过，就老去了。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么多的院校长和导师，不管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这一点，都不得不像电影《狗十三》的父亲那样，一边流着痛苦的泪水，一边将女儿强行纳入到自己也不认同的规范之中。

到国际交流的第一线去，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分享当代中国的旅游经验。告诉世界一个小康社会的旅游梦想照进现实，人民旅游权利日渐彰显的中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企业纾困扶持的中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旅游业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中国。还要告诉世界一个旅游教育繁荣、旅游学术创新和旅游思想进步的中国，“有些鸟是注定不会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