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文化和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促消费的主力。而观光这一类型已经进入发展的平台期，能否完成国家赋予文化旅游业的战略任务，根本取决于中国的休闲和度假产业能否快速发展。相对于国际，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促进中国度假市场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在政策、制度上因时制宜，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善。而所有的制度调整都应该有科学根据。本文希望从地理科学角度，探讨一下两个方面的制度问题：假日制度的设计问题，以及度假行为的空间尺度模式与度假资源管理制度上的因地制宜问题。
每年下半年国务院颁布下一年度的放假计划安排前后，都要出现一波关于假日制度及放假节奏安排的广泛社会讨论乃至争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人工智能给许多行业的就业机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人们对于就业与休假的关系，对于旅游休闲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讨论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从中国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旅游目的地竞争角度看，我们应采取怎样的过节方式，过西洋节日还是过传统节日？是否存在中国式度假方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度假方式？更具体一点来讲，我们现在一年之中该放多少天假，这些假日安排在各个季节的哪些天？所有上面提及的问题，看上去与天文、气候、植被、水文、人口、城乡等地理要素无关，实际上它们背后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生活着的地球表层地理要素整体及各自的发生、发展、演化规律，研究人类生存、生产、生活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及特征的学科，假日制度的设计与时代特征、人类出行活动的空间尺度及其基础设施、自然游憩和休闲度假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与文化景观的制度设置等，都涉及人地关系和地理学解释理论。也就是说，可以应用地理学基本原理，来观察、评价甚至指导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制度、规范和技术指标的研究、制定与实施。从自然地理学方面来看，中国的国土覆盖范围和总体面积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却是地理景观差异性和地理区域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看，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化悠久长达上下五千年却又基本上没有中断过的伟大文明。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中央集权、号令一统、政策一律与地情复杂、各自为政、政策末梢无效矛盾同时存在、相互博弈、动态平衡的现象。放到旅游度假制度和度假方式选择这一具体问题来看，同样存在这一基本矛盾和长期博弈现象。中国南北气候与东西文化上的差异巨大。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界，这是一条年平均温度为0℃，水稻与旱作、行船与骑马、汉语官话与南方方言、建筑设计规范设不设取暖设施的基本带状分异区域；同时，还因400 毫米年平均降水量、生物生产量（粮食亩产与草原载畜量）、农耕与游牧分界地带所在的胡焕庸线形成的东南部与西北部的两大畋域（仅河西走廊稍有不一致）。当然，除了陆地上的南北差异与东西不同，中国还是一个具有绵长海岸线、广泛分布沿海岛屿的国家，拥有大陆文明之外的、被长期忽视或被明清两代严重制约发展的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大体系相互碰撞、交相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和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观察一下中国现行的法定假日设置，除了周末双休全年一共约为104天之外，国家统一规定的假期是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节1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 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3天，全年总共11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通常会将国定假日前后的周末双休进行适当组合以便于构成较长的假期，其目的是便于国民进行较长距离和时间的外出休假。例如，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规定2024 年各节日的实际组合为元旦（3）、春节（8+1）、清明节（3）、劳动节（5）、端午节（3）、中秋节（3）和国庆节（7）模式，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形成了8、7、5、3、3、3、3 的结构。其中春节虽然表面为8 天，但通知中又明确告知社会各界，除夕那一天可以通过各单位自行调休的形式增加1 天，把一部分放假安排的权利让渡给了社会自组织。在这里我们希望给政策制定部门提出的一个建议是，上述假期安排中，春节、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是三个假期较长的节日，也具有更强的政治意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国家认同）意义，每年由中央政府（国务院）统一安排，也便于中远距离的出游安排。但如果考虑到前述中国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区域差异，各地气候冷暖、劳动保护、能源消耗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完全可以将其余的假期安排权力下放给各省级人大和政府制定及执行。北方寒冷的季节，相关省区市可以多放一些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南方特别湿热，可以多放几天让居民到北方避暑。这样安排的好处一是加强了劳动保护，二是节约了采暖和降温的能耗，三是提高了目的地省份的经济效益。中国现有节假日构成表现为鲜明的农耕文明节令特点。前文已经述及，现行11 天的国定假期，除了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三大节日，其余元旦（3）、清明节（3）、端午节（3）和中秋节（3）多数属于对农耕文明二十四节气的响应。清明、端午、中秋固然承载了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但前面也已提及，中国的文化沉积来源于农耕、游牧与海洋三大文明的碰撞融合，完全基于农耕文明来设置节日，并不能响应系统的文化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农业节气，而出现都市农业、设施农业和反季节种植体系。今后的节日设置需要响应除农耕文明之外的更多文化要素，特别是休闲度假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年青一代对狂欢节、情人节和地方特色文化节等新型节日充满了殷殷期盼。
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次出游度假过程中能够离开家门走多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也就是中长假期出行行为的距离衰减、特殊时期的区域间隔离形成的旅行泡泡以及宅男宅女们偏向于窝边微行的目的地选择模式。已有研究显示，由于长距离、长时间出境或出省旅行度假需要较大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由其产生的机会成本，因此一个家庭通常需要准备2~3年时间才会远距离（出境、出省）休闲度假一次。当然，这里是指14亿人口的总体平均情况，而其中10%~20% 的高收入家庭，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第一种空间尺度——远距离休闲度假旅游——发生频率总体上较低，但它们发生的实际旅行距离仍然存在距离衰减现象。1997年我们曾经提出一项研究成果，得到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的规律，基本上呈现出80% 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离城市500千米范围内（俗称“吴曲线”），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应用。时间已经过去了20 多年，最近陕西师范大学的吴晋峰教授团队的研究发现，“吴曲线”虽然在可达距离上发生了较大变化，80% 的出游市场从过去的500 千米延展至1400千米，但到访率随出游距离的增加而呈幂律衰减，这种距离衰减作用虽然趋于变缓，但仍是影响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基本因素，并将中远距离的出游模式区分为核心出游空间（≤ 500 千米）、重要出游空间（500 千米~1400千米）和机会出游空间（≥ 1400 千米）三种类型。如果按照吴晋峰团队的说法，城市居民出游尺度在500千米之内的情况，实际上已经转变为我们这里即将描述的旅行泡泡模式。特别重要的情形是，在类似新冠疫情、局部战争和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期间，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袤，南北方受到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的范围常常局限于某一地区，不大可能同时遭受全国性水旱灾害；疫情发生期间，全国也可以根据疫情发生的区域及传播规律，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相对隔离、隔离区内实行自由流动的控制措施；根据对清末至1949 年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期间的旅游发展史的资料分析，各个省份处于革命或战争的不同区域，在各政治军事力量统治区域内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基本上正常开展，包括旅游休闲和娱乐文化活动。基于以上各种情形，人类在旅游空间尺度上，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泡泡，在泡泡内部，旅游活动基本上不受疫情、战争和灾害的影响而保持运行。但是很显然，我们对旅游泡泡的形成机制、运行特点和治理措施，还处于认识不到位、研究不深入的状态。第三种空间模式就是所谓的宅家一族构筑成的“窝边微行”或“微度假”现象。他们有时间，也有充足的预算，社会正常，没有疫情、没有动乱和战争，但是这样一批人就是不喜欢到处“乱窜”，整天躲进小楼成一统，吃喝点外卖，放松扎帐篷，只要心里有宁静，哪儿都可以当成马尔代夫。为了为这一批人提供特种服务，甚至形成了微度假产业链。除了根据距离可以识别出以上三种空间结构和假日模式，还有一种引起旅游空间结构变化甚至土地利用方式及城市内部级差地租模式改变的变化趋势，这就是工休混一、写字楼与度假村边界模糊的现象。所谓工休混一，就是在上班的地方提供全套度假设施（咖啡馆、游泳池、桑拿浴、球类馆甚至健康服务），而度假区内也可以找到全套的商务服务设施（会议室、会计师和律师行、无线通信更是基础设施）。因为在人工智能、信息高速传输（5G）和系统算力大幅度提升的时代，虚拟现实和线上会议软硬件普及，人们再也不需要前往传统的城市中央商务区，冒着交通拥堵、空气浑浊、视野逼仄的代价，而可以在遥远的诗意远方，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度假地进行日常的工作安排。随之出现的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规范、城市交通组织方式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当然，旅游度假的地带，也就是那些提供休闲度假资源的地方，从硬件设施到管理制度，也会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
在大多数重要的商务活动与政务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市中心CBD 和RBD（休闲商务区）的时代，远在大城市之外人迹罕至的地方设立的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专家价值观和社会见识为主导而制定的保护地政策自然就以与人相隔的条款为特征。但是现在到了工休合一、居游共享的时代了，人们更喜欢到大自然中去一边度假一边工作，当地居民也从原来的农业种植逐步转向同时生产粮食和乡愁的新空间生产时代。如何适应今天中国度假行为的空间尺度模式特征，对于推动中国度假市场大幅度发展，进而实现旅游产业对于提升消费的增量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的立法、制度、管理方式，需要更加适应时代、符合科学、以人为本。自然保护地的核心保护区能不能让人进入？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进入之后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能干？在这里，运用地理学理论观察和分析旅游休闲所涉及的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制度，就会发现哪些制度是科学合理的，哪些规定是违背地理科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和自然资源三个领域存在的违背地理科学规律和产业发展要求而制定的一刀切问题。
流行一时的环保督察过程中经常出现一刀切的问题。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对人类行为的反馈能力和韧性（弹性）是不一样的，仅凭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一些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做到核心保护区内“不得有人为活动”。这一规定首先不符合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因为任何生态系统之中，人类都是其必然的组成部分。不让动辄数百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存在人类活动，不就是否定了这数百平方千米的地理区域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科学解释吗？任何生态系统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其为人类提供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非物质服务（文化服务），人都不让进了，还谈什么生态服务？
在实施耕地保护过程中也时常出现农地唯粮的偏执行为。明明中央多年来一直要求农村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但是在农用地10% 可用于设施用地的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竟然不允许在这些地方进行农村第三产业所必需的设施建设，僵化地要求“这些地方不得放置农具之外的其他设施”。不给农民发展乡村旅游的机会、不让农民及进村投资的外来投资者建设乡村旅游所必需的田埂栈道、休闲亭、旅游厕所和停车场，怎么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怎么实现乡村振兴？
在各地严苛的环保督察和土地利用督察中，还经常出现不得在河流、湖泊、水库水滨地带建设旅游休闲设施的规定，并且不顾“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大面积拆除了当地经过立项程序和政府旅游管理部门规划评审通过的旅游休闲设施。我们知道，河流、湖泊除了水利功能，还有审美、愉悦和第三产业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需要整体考虑，统筹安排，而不可以一刀切统统不让建、建了的要统统拆掉。一条长达100 千米的湖岸线，拿出其中5% 到10% 的比例，经过审慎规划研究和实施严格排放标准，水滨区利用起来生态学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不可逆风险的。
总的来说，当前在不少领域的管理行动中，还存在着理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不深刻、不全面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处于较严重的增长压力之下，社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既定目标，又需要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统筹协调，建设一批世界级的旅游区和世界级的度假区，建设一批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旅游休闲街区（乡村），而这些已经列入党和政府最高决策步骤的宏伟计划，需要包括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和更多部门在内的共同努力，根据地理学区域差异性原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在旅游休闲度假资源的管理方面，做出切实的改善。
吴必虎，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