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已至，常熟虞山，一片葱茏。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明代沈玄《过海虞》中的这句诗，最能勾勒出常熟古城的脉络：虞山高卧，曲水径流，山水相和。七条发源于虞山的河流穿城而过，恰似古琴七弦，故常熟又有“琴川”之谓。

虞山城墙秋色。受访单位供图

  虞山，古称乌目山，又称海隅山。数万年前，虞山由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演变成海边的孤山。263米的海拔相对很多名山而言，并不出众。不过，在一望无际的江南平原，小山也是大地脊梁。虞山承载记录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更有“吴文化第一山”的美誉。

  “江南福地、常来常熟”，这句耳熟能详的城市推介语，令人回味无穷。而借助虞山，也能细品常熟这颗江南明珠悠久的人文历史。

道启东南

  早在距今近7000年之际，常熟境内就有马家浜文化以及后继的崧泽、良渚文化先民繁衍生息，但常熟的文化地标，还是虞山。

  公元前11世纪，商代末年，周太王钟爱幼子季历之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主动避位于姬昌，“乃奔荆蛮”。两人依照当地习俗，断发文身，与民同耕。他们带来了当时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受到土著的归附和拥戴，自立为“勾吴”，泰伯为君长。勾吴国，即春秋时期吴国的前身。

  “泰伯奔吴”，是江南地区得到中原移民开发的标志性事件。泰伯去世后，因无子嗣而由仲雍继位。仲雍去世后葬于海隅山，因仲雍又名虞仲，百姓为了纪念这位吴文化始祖，将海隅山改名为虞山。

  周武王灭商后，实行分封制，赐勾吴为诸侯国，册封仲雍的曾孙周章为吴王。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载“仲雍、周章并葬虞山东岭上”。如今，仲雍墓已成为虞山的象征，也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吴文化遗址。

  早期虞山的文化记忆似乎与后世的文教兴盛相差甚远。当时，江南泽国尚属蛮夷之地，特别在文化礼制方面落后于中原地区。于是，一位年轻的常熟人北上求学，拜于孔子门下，成为孔子弟子中文学水平最为突出的人，此人便是子游，称“言子”。

  言子名偃，孔门十哲之一，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孔子曾赞许道：“吾门有偃，吾道其南。”

虞山文学桥旁的孔子和言子石刻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朱旭东摄

  春夏之交，虞山脚下游人如织。寻访仲雍墓的游客不多，因为仲雍墓藏在半山腰，须绕过一两处茶室，多番打听才能寻见。游客更喜欢在山脚下施施然踏上文学桥，走过言子墓道，拜谒言子墓，沾沾这位“文状元”的喜气。

  言偃28岁时，孔子去世。守墓三年内，言偃与学友冉雍、卜商等编辑孔子生前言论及事迹而成《论语》，为保存儒家文献、传播儒家思想作出巨大贡献。

  61岁时，言偃遵先师遗训，返江南故土传道讲学，64岁去世，葬于虞山东麓。

  言偃是儒家思想在江南传播的第一人，后世尊其为“南方夫子”。清康熙帝、乾隆帝赞他“文开吴会”“道启东南”。而言偃提倡弦歌教化，与形如“琴川”的常熟，似乎有种天然的巧合，也促成虞山成为吴文化里的重要意象。

  文庙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大多是为了祭祀孔子而建。常熟的文庙却与众不同，它除了祭孔之外，还将言子作为祭祀对象。文庙东轴线上设言子专祠，体现了常熟对他的尊崇。

隐逸安宁

  言子把孔子开创的私人办学教育形式带回故乡后，“经世济用”的读书风尚开始扎根。常熟博物馆原馆长周公太说，自唐至清，常熟出了486位进士，排名全国前三。

  经过长期浇灌孕育，常熟的人文之花在明末清初之际开得更加绚丽多彩。在古琴、诗歌、绘画、篆刻等领域，相继形成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以虞山命名的流派——虞山派。

  有以明万历年间严澂为代表的虞山琴派。周公太说，虞山琴派是明代晚期独步琴坛的重要流派，创始人为严澂。严澂在任时清正廉洁，卸职后以琴书自娱。他召集善琴者结成“琴川琴社”，共同探讨琴艺，同时集天下琴师来常熟讲论，使常熟本地传统琴学得以与武陵、广陵等派相结合，兼容并蓄，推陈出新。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与社中名师赵应良、陈禹道以及众多弟子编成《松弦馆琴谱》。此书一出，即被琴界奉为正宗，广为印行，虞山琴派遂名扬天下。《松弦馆琴谱》也是《四库全书》中收入的唯一一部明代琴谱。

  2005年，地方政府在明代藏书楼脉望馆原址上，建立了虞山琴派古琴艺术馆。艺术馆的主厅是严澂馆，一副“流水七弦东入海，琴川一脉此朝宗”对联，表明其一代琴宗的地位。

  还有以明末清初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钱谦益官至礼部尚书，是诗人，也是藏书家，被时人推为东南诗坛祭酒。其最大特点是学古而不泥，积极主张诗歌革新。他的早期诗歌体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心。由于体裁新颖，内容充实，一扫当时盲目摹古的空虚诗风，开创了诗坛清朗活跃的新局面。

  “但是，当钱谦益降清，尤其是被乾隆列入‘贰臣’后，虞山诗派就式微了。”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吴伟惋惜地说。

  吴伟是常熟书协主席、虞山印社社长、常熟市首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说，以清初林皋、王瑾为代表的虞山印派，代有相传。晚清的赵石更是融百家之法，治印逾万，名满江南。2023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赵石的篆刻精品列入禁止出境名录。

  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影响更为深远。明末清初的常熟画坛众星闪烁、高手如林，其标志之一就是以王翚为首的虞山画派。王翚祖上五世皆善画，家学深厚。康熙三十年，60岁的王翚奉诏入京主持绘刻《康熙南巡图》，从此名满天下，被誉为“画圣”。他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四王”，由众多弟子及宗其画风者所形成的虞山画派，成为中国山水画的重要流派之一。

  “现在的孩子学画画，尤其是学中国山水，绕不开虞山画派，绕不开‘四王’。”常熟博物馆副馆长邹建东说。

  “很多画家到常熟来，都抱着朝圣的心态，因为这里有黄公望，有‘四王’，有虞山画派。”常熟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委员李政补充说。

  在与上述四位专家座谈时，记者问及虞山蕴含的文化品性。他们思忖良久，认为“低调内敛、隐逸安守、不露锋芒”比较符合虞山，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

  周公太说，虞山四大派当时很兴盛，如今在行业内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但在社会层面，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知道黄公望，是因为他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富春山居图》的作者。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黄公望是常熟人。

  黄公望，本姓陆名坚。当元朝军队攻占常熟时，其正处幼年，被过继给居住在虞山的浙江永嘉人黄氏为嗣子，因而改姓黄。黄公望工书法、诗词，善作散曲，精于山水画，被列为“元四家”之首。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的创作影响巨大，作品以分藏海峡两岸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卷最为著名。

  黄公望去世后归葬于其故居小山南麓宗族墓地。清代嘉庆间，其十六世孙阆中知县黄泰，有感于黄公望之墓狭隘不展，遂于虞山西麓购置山地一块，称“黄家山”，将其迁葬于此。如今，黄公望墓成为虞山西麓的重要历史文化景点，前来凭吊怀古的多是习画之人，在供奉鲜花之外，还有文房四宝。

虞山阜成门。受访单位供图

剑胆琴心

  从早期的仲雍、言偃推动的文化启蒙，到此后历代的农业进步与城市发展，这种“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始终是常熟的重要底色。而私人藏书家的成批涌现，则是其中精妙的一笔。

  中国古代的藏书分为官藏和私藏，官方藏书虽然规模宏富，但往往束之高阁，且多随政权更替而湮灭。因此，社会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仰仗私人藏书家。

  据统计，明清两代，仅常熟就有300多位藏书家，而全国藏书家总数还不到3000人。清代学者叶德辉曾感叹常熟藏书风气之盛，称“以一邑之收藏，为中原之甲秀”。人们将崛起的常熟藏书家称为“虞山藏书派”，和虞山画派、诗派、琴派、印派，共同构成了常熟文化艺术的特色。

  位于常熟古里镇的铁琴铜剑楼，是虞山藏书流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翘楚。在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春日，记者慕名前往参观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在馆长王宇的介绍中，开启一趟心旷神怡的文化之旅。

春雨中的铁琴铜剑楼大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朱旭东摄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因楼主瞿氏收藏有铁琴一张、铜剑一柄而得名，其藏书历史可追溯至乾隆年间，以藏书数量多、质量高而闻名。”王宇说，藏书楼内所藏珍本、善本书籍最多时超过10万册。藏书楼的主人一家五代，以保护、传承古籍为己任，让这座藏书楼留存至今。

  “封建时代，铁琴铜剑楼已经具备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很多人慕名前来查阅资料，历任楼主还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一些家道中落的读书人，除将家中所藏卖给铁琴铜剑楼，还在古里以抄书为业。抄书，后来成了古里一大产业，很多老辈人，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就帮瞿家抄书。”王宇娓娓道来，“很多藏书楼历经一代而终，铁琴铜剑楼历经五代，一直在收书、藏书、护书。”

  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因为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的拉锯战，时任楼主瞿秉渊、瞿秉清兄弟将藏书迁移7次，辗转多地。战乱平定后，才将藏书重新运回古里。当时有位名叫吴俊的画家，据此留下画作《虹月归来图》——画中人物乘船而归，船舱内满满的书籍。

  周公太推测，“虹月”可能是双关语。“一是引用了宋代黄庭坚‘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的诗句典故。二是当时清代主流社会对太平天国运动称为‘洪杨之役’（洪秀全、杨秀清），故暗喻瞿氏藏书逃过太平天国兵燹并安全回归故里。”

  《虹月归来图》只有1.5米长，历经70年的题跋却有43篇、长约18米，足以证明后来的文人雅士对瞿家藏书、护书的感慨和感激。

  藏书不易，护书更难。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在民国时期为躲避军阀混战之灾，将藏书转移到上海密藏；日军侵华时，又将藏书转移到租界。瞿启甲临终前叮嘱家人“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新中国成立后，铁琴铜剑楼第五代楼主遵遗嘱，将藏书分别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致函瞿家：“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先生们化私为公，将尊藏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五十二种一千八百十六册，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受领之余，感佩莫名。此项爱护文化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

  王宇说，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现在还有一个铁琴铜剑楼专库。为了让铁琴铜剑楼再现氤氲书香，在国家图书馆的帮助下，2018年铁琴铜剑楼举办了“典籍回家”仪式，让8700多册古籍的影印本回到这里。2023年底，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在展陈更新后重新启用，通过灯光音效、实物展陈、场景塑造等多种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参观。

  参观完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重回沥沥春雨中，不觉丝毫寒意，却有荡气回肠之感。历任楼主真应了楼名的意象，的确有剑胆琴心。

曲径通幽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都湮没在历史的烟雨中无迹可寻。然而，在虞山西北麓的破龙涧旁，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兴福禅寺依然存在。因其在破龙涧旁，故又得名破山寺。《唐诗三百首》中有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让该寺庙天下皆知。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此诗造就了“曲径通幽”和“万籁俱寂”两个成语，让诗人常建在全唐诗里占得一席之地的同时，成就了兴福禅寺的名声。

  常熟的很多名人叶落归根葬于虞山，如今需“曲径通幽”才见。曾经风光无限的他们，终归“万籁俱寂”，比如钱谦益。

  民间总喜欢演绎才子佳人的故事，钱谦益与柳如是却没有如此待遇。

  柳如是号河东君，她博览群书，不仅善诗文，还琴棋书画皆通。崇祯末年，因仰慕钱谦益的才名，成为钱之妾，从此二人白发红颜，夫唱妇随，本可留下一段佳话。

  清顺治三年，多铎领兵包围南京，钱谦益却以文官之首率留守官吏举城投降，受封为清廷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

  明亡时，柳如是曾力劝钱谦益投水殉国，但他以“水冷”为由畏惧不从。钱谦益降清后，柳如是一度削发为尼，后隐居于常熟白茆红豆山庄，并参与支持反清复明活动。

  如今，两人之墓均在虞山南麓，相距不足百米。与冷冷清清的钱墓相比，柳墓前鲜花供奉不断。记者走访当日，就见到柳墓前既有包装精美的鲜花，也有随手采摘的野花，还有饼干果品之类的供品。

  常熟的历代名人中，钱谦益因为“贰臣”的角色让人一言难尽。常熟的媳妇柳如是，则为虞山增添了亮色。在他们的墓前，后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心中的臧否。

  虞山还有一位名人翁同龢。翁同龢贵为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是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藏书家。因支持光绪亲政和维新变法，于光绪二十四年被慈禧太后开缺回籍，后又遭革职永不叙用、严加管束等处分，抑郁而殁于故里。

  翁同龢纪念馆馆长姚远介绍，翁同龢回归乡里后，将虞山脚下的翁氏丙舍扩修，取名“瓶隐庐”，寓“守口如瓶”之意，作为归隐之所。如今雕梁画栋的翁同龢旧居，依然可见当初两朝帝师的风采。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凡夫俗子更关注眼前的幸福。兴福禅寺旁边，自民国开始，兴起一种蕈油面。蕈，部分菌类植物的统称，能食用的种类并不多，且都为山野自生。常熟人珍惜此物，用它做出精美的菜肴，其最有特色的做法便是熬制蕈油，逼出蕈的鲜味来。

  蕈油面，原本是寺庙里的一道素斋，因食客青睐，才逐渐流传到市面上。在常熟人眼里，想吃到最正宗的蕈油面，首选兴福禅寺。借助这份光环，兴福禅寺旁边的望岳楼老面馆，成了网红打卡地。上百张桌子露天摆开，能同时容纳千余人共尝蕈油面。

  头顶参天古木，案前溪水潺潺，与好友家人静坐山阁，一箸面、一口汤、一杯茶，幸福的滋味由此氤氲开来。

  几千年前，因为有了仲雍、言子，虞山便厚重起来。有他们打底，后来的故事更加精彩纷呈。近年来，一些外地游客开发出如展翅雄鹰般的“虞山雄鹰线”，曲曲折折十数公里。探访虞山多日，记者感觉这里外观可能平平，胸中却有丘壑万千，只有走进去，才能领略其中的奥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