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协商和精心准备，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简称ICOM-IMREC）2020年12月正式落户上海大学，这是迄今为止国际博物馆协会（简称国际博协，ICOM）建立的首个全球性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当下，ICOM-IMREC的成立，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博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挑战高度认同的直接体现。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管文化助理总干事奥托内所说，“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人民和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当数十亿人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时期，是文化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在令人焦虑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是文化提供了慰藉、鼓舞和希望。”ICOM-IMREC的成立，也是国际博物馆行业共同携手研究解决博物馆现实理论和实践问题、探寻新形势下博物馆服务社会新潜能、促进不同文化间良性互动的一项具体而重要的行动。

更加主动地服务社会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博物馆观察与分析”是当下博物馆界关心的主题。ICOM发布的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博物馆领域影响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相比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疫情对博物馆影响呈现了差异化趋势，但总体形势愈加严峻。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博物馆面临的挑战是现实和具体的。同时，危机也孕育着新的机会与可能，需要的是各方积极应对，化危为机。

国际博协副主席、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负责人安来顺称，在中国，随着对疫情蔓延的有效遏制，博物馆把疫情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为其他国家的博物馆提供了一些可资研究和借鉴的经验，也得到了国际博物馆界的高度称赞。在他看来，博物馆在激发新的创造力、促进多元文化的互动交流、增进社会公众的文化凝聚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辐射力方面潜力巨大。他认为，如果说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博物馆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话，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博物馆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融入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印发《关于落实<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推动解决文化和旅游、文物领域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保障老年人基本文化权益。博物馆业内人士表示，不仅要解决目前博物馆需要预约、扫码的智能技术问题，更应该让老年人在博物馆中得到学习和收获，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人是博物馆文化的受益者，也是支持者，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带出家门，融入博物馆的参观之中，在国外一些博物馆，经常能够看到白发苍苍的志愿者讲解员。安来顺说，“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开展了‘小小讲解员’活动，如果能够让青少年和老年人在博物馆的空间里进行互动对话，对双方来说，都将是难忘的经历。”

社区导向增进国民旅游休闲福利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特别指出：博物馆是不追求盈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储存、研究、传播和展览。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文化标志，旅游功能越来越明显。在逐步进入“后门票时代”之时，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充分体现公益性，并提升旅游休闲品质，是增进国民旅游休闲福利的体现。

从国际上看，为迎接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现代博物馆从内部设计到辅助设施，在满足观众知识需求的同时，开始努力营造舒适而功能多元化的生活空间，博物馆布局除了展厅、库房等基本区域外，还有休息、互动、用餐等休闲区域。

安来顺介绍，日本国立九州博物馆开辟了“后院之旅”，即把传统博物馆中绝对隐藏的部分——博物馆的后台，辟出一部分面向公众开放。打开几扇窗让当地民众能够近距离看到博物馆的幕后，甚至和博物馆人进行交流。在他看来，“这个举动不仅是行为上的，更是理念上的改变，拉近了传统博物馆和公众，特别是社区民众之间的距离。”

小小一点改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别看只打开了几扇窗户，但是日本国立九州博物馆用了几年的时间。安来顺介绍，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快速衰退的过程，日本很多博物馆资金困难，绝大多数公共博物馆得不到财政支持。“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博物馆需要在社区当中找到它特殊的位置，需要证明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让社区的民众为博物馆提供物质的和精神方面的支持。”由此，日本很多博物馆把生存和发展的途径转向置身于社区和面向公众的教育活动。这也帮助日本的博物馆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安来顺称，“这在博物馆学史上被称为新一代博物馆，社区导向的博物馆。”

在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寻找平衡

在中国，博物馆发展也面临着在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安来顺表示，公益性是博物馆的根本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完全置身于经济活动之外。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博物馆是不能也不应该像企业那样经营的，尽管博物馆可以借鉴企业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方法，但它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而同时，一方面，博物馆通过自身的文化力量，可以优化当地的投资、人才、技术环境，拉动相关产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驱动力；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可以通过增值性服务为自身业务活动的开展积累一些财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还是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安来顺表示，例如现在许多博物馆都在开发经营文化创意产品，积极主动地参与创意产业，这里面就存在三层递进的含义，一是拓宽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渠道，丰富了博物馆服务的外延；二是在展厅之外宣传推广了博物馆的文化品牌，可以促进更多人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热爱博物馆；三是给博物馆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有利于增加新的馆藏、策划新的展览、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改善博物馆的运行管理质量。这些都对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非常有益。

针对这几年博物馆文创产品出现的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安来顺称，“这个问题在国际范围内也广泛存在。”博物馆衍生出的文创产品种类繁多，在已有的法律规定尚不能解决实践中全部问题的背景下，尤其是数字技术带来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新课题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纷争难以避免，这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安来顺认为，就目前而言，博物馆需要从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一是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内，积极主动通过法律手段取得博物馆自身的权益；二是在发生侵权时要摒弃文人不打官司的旧观念，勇敢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三是要努力界定哪些属于博物馆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哪些属于公众应该依法享有的权益，哪些是博物馆应尽的社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