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确认了要以国家力量创建各类国家文化公园的计划和路线。《方案》出台后，各地纷纷响应、积极部署规划，“十四五”规划则更进一步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纳入我国下一阶段建设的重点工作中。

对于“国家文化公园”，大众一般会想到保护自然环境与历史文物这样一些实体功能，以及旅游景区的建设等。从2006年成立的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开始，我国依托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了多个国家公园，但一直以来这些国家公园难以被整合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中国故事的讲述中。所以，从国家公园到国家文化公园的变化，正如“文化”二字所指示的，其中有着超越“保护”的动机和更深远的目的。

因此，围绕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建设首批国家文化公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作为实体与精神相结合的载体，能够承载中国的民族记忆，表达着民族性格，保护着民族符号，讲述着中国故事。而建设这四个国家文化公园的一大难点，就在于它们都以带状形式分布于多个省、市、地区，需要首先从宏观层面去认识与挖掘整体的共性与沿线各地的差异，解读它们背后的核心价值，形成一个时空连续又内在丰富的文化生态系统。正是在这个方面，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做出了有效的尝试。

对于“中国”这一符号象征、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形成等问题的解释，学术界无论是在研究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尝试，已经有了很多成果，但是一直面临着两个难题。其一是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民族起源问题，但由于民族、民族国家这些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种阐释很容易从民族话语的后设视角去切割、缝合中国的历史，尤其难以解释清楚中国语境内部的“华夷”问题。其二与其一有关，这种西方民族话语的叙事往往预设一个“断裂”的视角，事实上，我们也往往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关键事件视为一种断裂，这种断裂造成了认识领域中传统与现代，乃至传统与革命之间的二元对立，难以解释清楚中国文化的复合因素，尤其是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与古代中国之间的有机联系。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必须尝试摆脱西方的学术话语，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提炼、发展新的概念、解释框架，去研究中国的“民族”如何在事实上从中国的历史中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它的当代形式。

《论纲》带着这种理论自觉，借助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这四个物质实体与文化精神相结合的“路标”，回溯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发展史。《论纲》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分析地理空间与自然基础、生活方式与实践经验、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这三个层次间的相互形塑与互动，来解读中华民族“中心”式的内核。这四个路标关联着经济生产和国家战争这两个事关中华文明生存的历史事实，围绕着生产与战争，在四种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中国在历史中形成了一系列集体工程与集体实践。

《论纲》指出黄河的“平原塑造能力”是中国从原始的狩猎、游牧文明转型至农耕文明的自然基础，而农耕的需要考验着早期居民开荒、治水、建设的能力，从治水工程、定居建筑，再到组织生产，都要求集体劳动的形式。集体的劳动与组织形式逐渐复杂，为大一统提供了生产关系的基础，集体内部的情感关系也进一步发展出了诸如儒家的家国同构式的共同体观念。《论纲》将对黄河文化的阐述放于开篇，正是在于这种“集体”的塑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着最为核心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中心”。对这种“集体”经验的梳理与提炼，廓清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逻辑误区，比如社会制度与民族精神、儒家传统与统治秩序、文化艺术与民族性格等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基础实际上都在于这种由集体劳动与组织所发展出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情感关系。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中国与周边的摩擦成为了问题，而集体劳动的经验与组织能力为修建长城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河流分布以东西走向为主，南北在地理环境的限制下形成了不平衡的结构，开凿大运河也成为迫切需要。长城和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集体工程，除了展示出中国人民集体力量的成果之外，由于它们贯通中国的东西、南北，讲述着不同民族、区域生活方式的碰撞、交融，通过互动、互渗而相互融合的故事。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得以不断拓展，吸收、融合了多种元素，也使中国内部发展出了多元一体格局。《论纲》阐述了长城、大运河在长时段的建设历史中不断延伸出来的文化带的复杂状况与最终作为“民族”的凝聚，辩证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中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与“中心”是一体的，多元的发展正是在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作用下才可能实现，同时，对多种文化的协调、吸收也更加强了“中心”的根基，加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心符号的位置。

《论纲》对黄河、长城、大运河文化的梳理与阐释，有效说明了中国的民族内在根基、周边与国际关系以及复杂的多民族融合的格局，都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并发展到现在的。而中华民族通往当代的道路，则是由革命精神对它进行重新凝筑所铺就的。对中国革命的阐释，非常困难的就是如何把握中国从自身的民族基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通过长征这一个“中国革命事业从顿挫走向辉煌的伟大转折”，《论纲》说明了在历史中凝聚出来的民族精神如何通过新的阐释，获得它富有生命力的当代形式：长征是中国人民在面对内忧外患、亡国灭族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作为“集体”的民族凝聚力与动员力量的最高体现。革命作为民族命运的“转折”，绝不是民族历史的“断裂”，而是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目标下的重新激活。因此，长征同时作为一种事件和修辞，在每个新的历史关键时刻，都是每个身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能够立刻调动的精神力量。

《论纲》在客观的物质实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着重于经由这类实体所中介的制度、经验、记忆与想象等层次，从中发展出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等宏大概念之具体构成的阐释。同时，在论述的布局上也相互配合：黄河文化讲述了“中心”，长城文化讲述了中心与周边，大运河文化讲述了南北沟通、国内均衡，长征文化讲述了革命精神，囊括了理解“中国”这一符号所需要的主要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描绘了中国的内部、外部、周边的多重复杂的状况，而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如何一以贯之，从古代走向当代？

可以说，《论纲》对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这些人们最为熟悉，但对具体的内容又有点陌生的文化符号进行了有效的历史梳理与解读，同时在分析方法上提供了一种路径，也就是必须在民族的情感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双重结构下，“中华民族”在历史与空间上的整体性、连续性与多元性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阐释。

《论纲》无疑是国家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现实目标下的产物，因为线性的文化带对建设者要求有更高的谋篇布局、整合资源、互动协调的能力，打破以往地方文化产业的地域主义、本土主义的发展模式，打破文旅产业的同质化、“一刀切”的偷懒办法。在这个方面，《论纲》是一本宏观的“指导手册”，可以在它自身的基础上让建设者作进一步的发挥。但《论纲》的意义超出了服务于具体建设的“功能”，那就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式”进行阐述。《论纲》通过具体符号来解释中华民族国家共识和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尝试对每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国家记忆提供一种表达方法，让抽象的中华文化标识获得具体的形式与内容。